但是，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我们是在农村。难道英国就是一个被石头和烂泥堆砌起来的伦敦市吗？我们的车子简直就是在烂泥中行进，一块块黑泥一直溅到我的身上。一股股恶臭已经包围了我们很长时间了。这一切都表明，我们处在一个污秽不堪的市区。

我们下车时来到一条满是泥泞的街道。有一家灯火辉煌的店铺，灯光一直反射到街上。这是一家卖杜松子酒和其他烧酒的酒店。店堂里摆满镜子和镀金容器，连酒柜都是银色的。但是喝酒的人，却是衣衫褴褛，有的人连鞋子都没穿，光脚上好像涂了一层没有擦干的黑鞋油。

向导带我们到这里来是问路的。

我们又紧随向导上路了。我们走进一条小巷，来到一个院子，又穿过这个院子进入另一条巷子。这里的房子比我们在法国所能见到的房子破烂得多。

我们终于在一个院子里停下来。院子中间有一个小水塘。

“这里就是‘红狮院’。”警察用英文说。

这个名字我已经听到过几次了。

我们走进一间空荡荡的房间，里面亮着一盏灯；炉箅上燃着旺旺的煤火。这时候我才缓过神来。炉火前，草编的安乐椅上，坐着一个白胡子老人，一动不动像尊石像般。另有一男一女，面对面坐在桌子两端，男的四十上下，穿着一身灰丝绒衣服，面孔显得聪明却冷酷；女的眼睛呆滞无光，表情冷漠。屋里有四个孩子，两男两女，都生着金黄色头发。最大的男孩好像有十一二岁。最小的女孩刚刚三岁的样子，正在地上蹒跚迈步。

“你们当中谁是雷米？”穿灰丝绒服的人用法语问。

“我是。”我回答。

“那么亲亲你的父亲吧，我的孩子。”

原来，我一想到这个时候，就会想到我会激情满怀地扑向父亲的怀抱。可是我现在没有任何激情，但是我还是上前吻了我的父亲。

“现在，”父亲对我说，“去亲亲你的爷爷、妈妈和兄弟姊妹吧。”

怎么啦，我有了父亲、母亲、兄弟姊妹，还有祖父，我与他们团聚了，可是心里却是冷冰冰的。

我又走到母亲跟前，拥抱她，紧紧地亲吻她。她用无动于衷的表情看着我，然后耸耸肩膀，对她的丈夫、我的父亲说了几句我听不懂的话，但却使她的丈夫大笑起来。一张冷漠的脸和另一阵怪笑使我的心无比剧痛。我对母亲的炽热情感，似乎在他们眼里一钱不值。

“你是我们的长子，”我父亲对我说，“我和你母亲结婚一年后生下了你。当我娶你母亲时，有个女孩子本以为我会娶她的，因此，我和你妈妈结婚引起她对你妈妈的仇恨，她把你妈妈当做敌手，为了报复，在你满六个月时，把你偷走带到了法国，扔到巴黎街头。我们该找的地方都尽可能找了，就是没想到巴黎去找，因为我们没想到她会把你带到那么远的地方。我们找不到你，以为你已经死了或者永远不会回来了，直到三个月前这个女人患病死去以前，才说出真相。”接着，他告诉我怎么去巴黎、夏瓦侬打听我的下落，走遍了法国，还说他在那里做流动商贩生意。

漂亮的襁褓没有说明我们家的实情，这对所有救助过我的人像巴伯兰妈妈、丽丝、阿根老爹都是不幸。我不能实现我梦想中为他们做的事，住在板棚里的流动商贩不可能富裕。那又有什么关系？我有了一个家，在一个孩子的梦想里，妈妈才是财富，爱抚胜于财富。我需要爱，而不是钱。

父亲打开了一辆贩货车的车门，我看见里面有一张双层床。

“这是你们的床，”父亲说，“好好睡吧。”

父亲离开时给我们留下了蜡烛。

蜡烛燃尽了，我仍然无法合眼。我在狭窄的床铺上辗转反侧，思考着这一天发生的事。睡在上铺的马西亚也在动弹，在翻身，这证明他跟我一样睡得不踏实。

时间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过去了。突然，我们家的库房门发出很大的声响，接着一束亮光照进我们的房子。

我父亲走进库房，迅速打开临街的大门，没有发出一点儿声响，然后又轻轻地关上大门，这时有两个人肩上扛着沉重的包袱走了进去。父亲帮助那两个人卸下包袱，出去了一会儿，又和母亲走了进来。在父亲离开时，那两个人打开了包袱，一个包里装满各类布料，另一个都是些毛衣、内裤、袜子、手套之类的针织品。

我明白了，他们是来卖货给我父母的。父亲将物品放在灯光下逐个检查后交给我母亲，母亲用小剪刀把上面的商标剪下来放进衣袋。

我很想说我刚才看到的一切都是正常不过的，但是他们为什么不走红狮院的大门，为什么说到“警察”时声音放得很低，为什么母亲要剪掉标签呢？

只剩下我父母两个人了。母亲很快地把这些东西打成两个包，父亲把库房的一角扫干净，在干燥的沙土下面，他用扫帚用力扫，接着出现了一块翻板。母亲已经把包打好，他掀开翻板，把这些东西放进了地窖。接着他们又整理了一番，使掀板的地方与库房其他地方都一模一样了。

第二天一早起床后，祖父用英语告诉马西亚，我们可以出去散散步。回来时，我从门口看见母亲头靠在桌上。我用双臂扶住她，她抬起头，却摇摇晃晃的，我闻到一股杜松子酒的味道从她嘴里喷出来的热气里冒出来。

开始，我如失去知觉一般一动未动，几秒钟后，我看见马西亚，他也在看我，眼睛里充满了泪水。我向他使了个眼色，两个人又一起走了出去。我们来到一个大公园。

我扑在马西亚怀里大哭了一场。当我在这个茫茫无际的世界中孤身一人漂泊时，也没有感受到如此的不幸和痛苦。

“马西亚，”我对他说，“你应该走，回法国去！”

“要我离开你，绝不可能。”马西亚说。

昨晚的事马西亚也看见了。

“卖货的那两个人，他们的货品不是买来的。你父亲责怪他们为什么不去敲屋门，而去敲库房门，他们回答说警察正在注意他们。”马西亚告诉我。

“这我就明白了，你该离开。”我对他说。

“如果我该离开，你也该离开，我俩谁留在这儿都没有好处。”马西亚说。

“好了，如果你为我担心，”马西亚又说，“我也为你担心。所以我要对你说：我们一起走吧！回法国吧！去见巴伯兰妈妈、丽丝和你的朋友们去吧！”

“办不到！我应该留下，同我的父母在一起！”我说。

“你的父母！这个瘫痪的老头子是你的祖父！这个倒在桌上的女人难道是你母亲！”马西亚问我。

“住嘴，马西亚，不允许你这么说话！你说的是我的祖父、我的母亲，我应该尊敬他们、爱他们！”我回答。

“为什么同一天就不会有两个孩子被扔掉呢？警察局长打发德里斯考尔去夏瓦侬，在这件事情上，他不会弄错吗？这完全可能。”马西亚说。

“真荒唐！”我说。

“最后，你应该注意到，你长得一点儿不像你父母，你的头发也与兄弟姊妹们不一样。还有一点令人奇怪，这样的穷人，怎么有那么多钱去找一个孩子？照我说，这些理由总可以说明你不是德里斯考尔家的人了。如果你一定不顾一切，要留下，我也留下。不过你该给巴伯兰妈妈写封信，让他确切地告诉你包你的襁褓是什么样的；收到信后，就去问问那个所谓的父亲，也许这样我们可以把事情弄得更明白些。”马西亚这样劝我。